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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

恭王府，這座歷史上曾顯赫一時的王府，歷經了大清王朝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凡七代皇帝的統治，如一面鏡子，見證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衰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

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和珅開始在這東依前海，背靠后海的位置修建他的豪華宅第，時稱“和第”。有說法稱、明弘治年間、大太監李廣也曾經置第于此。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弘歷歸天，次日嘉慶褫奪了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兩職，抄了其家，估計全部財富約值白銀兩千萬兩，相當于清政府半年的財政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同年正月十八，即1799年2月22日，和珅被“賜令自盡”。而宅子本身，則如愿歸“愛豪宅不愛江山”的胞弟慶僖親王永璘所有。與此同時，嫁予和珅之子的乾隆之女和孝公主，仍居住在半座宅第中。咸豐元年，即1851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親王奕訢成為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改名恭王府，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是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對恭王府的評價。民國初年，這座王府被恭親王的孫子溥偉以40萬塊大洋賣給教會，后由輔仁大學用108根金條贖回，并用作女生學堂。新中國成立以后，王府曾被公安部宿舍、風機廠、音樂學院等多家單位使用過。

“月牙河繞宅如龍蟠，西山遠望如虎踞”、這是史書上對恭王府的描述。就其選址而言，它占據京城絕佳的位置。古人修宅建園很注重風水，北京據說有兩條龍脈，一是土龍，即故宮的龍脈；二是水龍，指后海和北海一線，而恭王府正好在后海和北海之間的連接線上，即龍脈上，因此風水非常的好。古人以水為財，在恭王府內“處處見水”，最大的湖心亭的水，是從玉泉湖引進來的，而且只內入不外流，因此更符合風水學斂財的說法。我國十大元帥和郭沫若等人、均在恭王府的附近居住，而且都非常長壽。據說，北京長壽老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恭王府附近，這個地方是一塊風水寶地。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前海西街17號
郵編：100009
聯系電話：(86)010-8328.8149

寧波七塔禪寺

　七塔禪寺位于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南至百丈路，西靠箕漕街，北接箕漕街38弄，東近彩虹北路，歷史上即為浙東佛教四大叢林（即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延慶觀宗寺）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重點開放寺院。寺院殿堂結構典雅，古樸莊嚴，為典型的禪宗伽藍七堂建制，主要建筑有：七佛塔、山門牌樓、天王殿、圓通寶殿、三圣殿、法堂暨藏經樓、玉佛閣、祖堂、鐘樓、鼓樓、東西廂房、綜合樓等。
　　七塔禪寺初建于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距今已有1140余年歷史。當時有江西分寧宰任景求舍宅為寺，敦請天童寺退居方丈心鏡藏奐禪師居之，是為開山始祖，寺初名“東津禪院”。藏奐禪師是馬祖道一嫡傳法子、五泄山靈默大師的弟子，故東津禪院屬于禪門洪州宗一脈。藏奐禪師深通禪宗心法，在甬城大開法筵，廣設禪席，接引十方英靈衲子奮志沖關，直參本來面目。《宋高僧傳》稱其“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堵立云會。（藏）奐學識泉涌，指鑒歧分。詰難排縱之眾，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咸通元年（860年），浙東裘甫率兵起事，攻城掠地，四明亦遭荼毒。一日裘甫率領二千多亂兵闖入寺院，欲行搶掠。寺眾驚駭逃散，唯心鏡禪師臨危泰然，在殿中瞑目禪定，神色不變。眾兵驚異懾服，作禮而退，寺院得以保全。第二年，郡守以此事奏聞朝廷，盛稱師德，懿宗詔改“東津禪院”為“棲心寺”，宰相裴休為此捐帛書匾。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敕改棲心寺額為“崇壽寺”。此時，寺院已成四明地區的著名道場之一，與同處市區的天臺宗山家派延慶寺相并立，并為山家派提供了不少優秀人才，如廣智法孫明智中立、神照法孫覺云智連、以持律聞名的戒度法師等。政和八年（1118），宋徽宗因受道士林靈素之惑，崇迷道教，下旨將佛教寺院改為道觀，崇壽寺隨之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宣和二年（1120），仍還原為棲心崇壽寺。乾道三年（1167）三月，日本國派遣使節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郡庭太守召集眾僧研讀使函，無人敢出來應命。棲心（崇壽）寺維那忻然而出，逐條進行了分析解答，同時指出了日本來書的7處錯誤，使日本來使慚懼而退。棲心寺維那為國爭光，為佛教爭光，太守尊稱其為“天下維那”。
　　元代時，棲心崇壽寺仍然以弘揚《法華經》教義為主，為甬城重要的天臺宗道場。其中比較知名的天臺學家有剡源法嗣允則法師，善繼法嗣是乘法師，弘道法嗣凈珠法師等。
　　明洪武二十年（1387），信國公湯和為抗御倭寇侵擾，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將海島居民遷徙內地，焚毀普陀山寶陀寺（即普濟寺前身）殿舍300余間，迎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圣像于寧波府崇壽寺內供奉，寺院住持惟摩禪師舍地以建寶陀寺；寺東三分之一面積，復建棲心寺。同年，太祖詔改寺額為“補陀寺”，從此遂成觀音菩薩道場，人稱“小普陀”。七塔寺與普陀山歷史淵源非淺，即因此故。在《永樂大典》編修中任釋教總裁的高僧祖芳道聯禪師即曾住持于此。永樂四年（1406），棲心并入補陀，兩寺合一。永樂二十二年（1424），住持汝慶建圓通寶殿。宣德七年（1432），永詵建毗盧閣。天順二年（1458），文彬建藏經寶閣、大悲彌陀殿及廊廡等。嘉靖年間（1522～1565），建十王殿。
　　明末清初，天童密云圓悟法孫、浮石通賢法子拳石沃禪師及其弟子自天育先后住持寺院，弘揚圓悟一派所傳的臨濟宗禪法。順治年間（1644～1661），七塔寺建成方丈殿。康熙年間（1662～1722），寺院重修佛殿、山門、鐘樓等。康熙二十一年（1682），修建大悲殿，超育建云來庵塔院。因寺前建有7座佛塔（喻示過去七佛，為禪宗法脈源頭表征），故俗稱“七塔寺”。咸豐十一年（1861），寺經洪楊之役（即太平天國革命），慘遭兵火，遂成廢墟。同治十年（1871），寧波江東迎春弄周文學醫生母子發心重修佛殿，早磬晚魚，募化不倦，最終建成大佛殿及山門等。光緒十六年（1890），天童寺退居方丈慈運長老應地方紳董之請，出任七塔寺住持。自此廣集凈資，大興土木，重修了大雄寶殿，重建了天王殿、三圣殿、中興祖堂、藏經樓、法堂、禪堂、念佛堂、云水堂、大鐘樓、門前七佛塔等，塑千手觀音圣像，梵宇一新，衲僧云集。光緒二十一年（1895），慈運長老晉京請頒《龍藏》一套，并蒙光緒皇帝敕賜寺額為“報恩寺”，因此全稱“七塔報恩禪寺”。慈老為禪門臨濟正宗第39世傳人，住寺期間，大弘臨濟禪法，傳法嗣48人，皆一時之法門龍象，其中以圓瑛、道階、溥常等最為著名，四明地區（寧波）大小寺院主僧，多為其門徒法子。七塔禪風因此廣傳海內外，分布在湘、滇、蜀、陜、閩、浙、蘇、贛、皖、豫、臺等地區，乃至南洋、印度、日本、韓國等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七塔寺法派”，七塔禪寺因此成為中國近代臨濟宗中興祖庭之一。后人緬懷慈老之功德，建“慈蔭堂”以紀念之，尊其為七塔禪寺中興之祖。
　　民國時期，覺圓和尚擔任住持時，禮請華嚴學大師溥常長老在寺內創辦了七塔報恩佛學院。佛學院創辦10年（1928～1938），培育學僧288人，多為佛門俊才，弘化十方。溥常長老住持寺院時，主持編纂了《七塔寺志》，編修了《七塔報恩寺宗譜》，編輯了《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圓瑛大師任住持時，在鄞縣五鄉同岙庾山嶺辟建了塔院道場，為七塔寺年老僧眾修行之所；設立普同塔，供奉七塔寺圓寂僧人靈骨。寺院歷代高僧輩出，法派弟子岐昌、道亨、僧晙、智圓、常西、覺圓、圓瑛、溥常、指南、顯宗等近代佛門大德曾先后擔任住持，虛云、諦閑、圓瑛、道階、溥常、諦聞等常于寺內講經說法，大施教化，影響深遠，在佛教界享有盛名。
　　七塔禪寺自創建以來，屢經興廢，特別是十年動亂之際，更遭嚴重破壞，七塔道場名存實亡。1980年，黨的宗教政策落實，成立七塔寺修復小組，由寧波市佛協會長月西老和尚任組長。在政府領導重視和四眾弟子支持之下，月西老和尚經過10余年苦心經營，終于將寺院殿堂一一修復，使寺貌煥然一新，重現往日莊嚴恢宏氣象，成為市區內唯一一所大型寺院。月西老和尚因此被尊為七塔禪寺復興之師。與其同時，有桂侖禪師，自1942年來寺參訪，隨緣留住七塔，長坐不臥，苦修頭陀行，徹悟禪宗心法及********真義，其見地境界被禪門宗匠來果禪師印證為“深入堂奧”，50余年常住七塔寺，積極協助月西老和尚復興寺院，同時隨緣接引度化，慕名前來皈依、受教弟子遍及海內外，深得趙樸老、茗山法師等贊許，人稱“七塔桂侖”。
　　1993年月西老和尚圓寂后，其高足可祥法師秉承師父遺訓，帶領全寺僧俗四眾，重修了圓通寶殿、三圣殿、鐘樓、綜合樓等，辟建了“棲心一覽”文物陳列室，重建了東廂房，新建了鼓樓（底層觀音殿精雕供奉十一面觀音菩薩圣像），改建了山門牌樓，創辦了七塔佛學文化網站與《報恩》雜志，修訂重印了民國版《七塔寺志》，編輯出版了《七塔禪寺五百羅漢圖》、《月西大和尚圓寂十周年紀念集》、《七塔禪寺》、《七塔禪寺修復開放二十周年紀念集》、《七塔寺人物志》等書籍。在寺院各項管理中，堅持以“人間佛教”的思想作為指導，以城市作為依托，以制度加強管理，以經濟促進發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確立品位，以道風贏取信眾，以慈善回報社會，以聯誼擴大交流的原則理念，走出了一條與時俱進、別具特色的發展之路。1994年8月23日，可祥法師接慈運長老法孫、圓瑛大師法子明旸大和尚所傳之心法，使七塔禪寺法脈得以延續，祖庭得以重光。2003年3月25日，可祥法師榮膺七塔禪寺新一任方丈，寺院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七塔禪寺現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寺內除主要殿堂為古典建筑外，還保存有一批珍貴文物：①寺院開山祖師心鏡藏奐禪師舍利塔，上刻“唐敕賜心鏡禪師真身舍利塔”等字樣。②宋代大銅鐘兩口，各重達七、八千斤，分別鑄于南宋紹興四年（1134）和嘉定十一年（1218）。③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印、光緒頒賜之《龍藏》一部。④梵文貝葉經一束。⑤清代石刻五百羅漢造像圖，工藝精妙，形神兼備，佛門珍品，海內無雙。⑥“棲心一覽”文物陳列室所藏各種珍貴文物等。

通訊地址：浙江省寧波市江東區百丈路183號七塔禪寺報恩雜志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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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寺

大明寺位于揚州城區西北郊蜀岡風景區之中峰，是集佛教廟宇、文物古跡和園林風光于一體的游覽勝地。大明寺古有揚州第一名勝之說。大明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故稱“大明寺”。隋仁壽元年（601），文帝楊堅六十壽辰，詔令在全國三十個州內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內，稱“棲靈塔”。塔高九層，因寺從塔名，故“大明寺”與“棲靈寺”并稱；又因大明寺在隋宮、唐城之西，亦稱“西寺”。

唐天寶二載（743）， 大明寺律學高僧鑒真大師應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邀請，為弘揚佛法，首次籌劃東渡日本。其后歷經十年艱險， 先后五次失敗，終在唐天寶十二載-日天平勝寶五年（753）， 東渡日本成功。鑒真大師為中日友誼開辟了新的篇章。

唐會昌三年（843）， 棲靈塔遭大火焚毀。會昌五年，武宗詔令毀全國大寺四千余所、中小寺院四萬余所，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大明寺未能免于此難而遭毀壞。唐末吳王楊行密興修殿宇，并更名為“秤平”。

宋景德年間，僧人可政化緣募捐。集資建塔七級，名“多寶”。真宗賜名“普惠”。寺廟自宋末歷經元朝至明初沿稱”大明寺”。

明天順五年（1461），僧人智滄溟決心重建廟宇，經師徒三代經營，規模漸復；后經變亂，塔寺變為荒丘。萬歷年間郡守吳秀建寺復塏。崇禎年間巡漕御史楊仁愿又重建寺廟。

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維揚，寺廟不斷增建，規模逐步宏大，光祿寺少卿汪應庚費力頗多，大明寺遂成為楊州八大名剎之首。雍正帝曾題聯“萬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風隨禪錫鳴。” 乾隆帝曾題額“蜀岡慧照”題聯：“淮海奇觀別開清凈地，江山靜對遠契妙明心。”清廷因諱“大明”二字，曾沿稱“棲靈寺”。乾隆三十年（1765），當高宗第四次巡游揚州時，御筆題書“敕題法凈寺”（敕：皇帝號令）。其實大明二字并非指大明王朝，而是南北朝時期，南朝宋孝武帝劉駿的年號，與大明王朝相隔千載。咸豐三年（1853），法凈寺毀于太平軍與清軍之兵燹。同治九年（1870），鹽運使方浚頤重建。

民國二十三年（1934），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邑人王柏齡（字茂如）一度重修寺廟。民國三十三年，大明寺住持昌泉禪師與程幀祥募集資金，由王靖和董理工程，重修廟宇佛像。1951年修建寺廟。 1957年8月，法凈寺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1963年，又重修寺廟。1966年，文革浩劫時期，“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要砸爛寺廟佛像。出于周恩來總理的電諭，要堅決保護大明寺文物古跡。地方政府采取封閉廟宇的措施，因此寺廟才幸免于難。 1973年，鑒真紀念堂建成。1979年3月，寺廟全面維修，所有佛像貼金箔，此后至今寺內香火不斷，中外賓客云集于此以祈求吉祥。1980年，為迎接鑒真大師像從日本回揚州“探親”又將“法凈寺”復名為“大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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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林

獅子林的假山從建造年代劃分，可以區別為兩個不同時期。主假山（旱假山）區、島上假山（水假山）區、南部假山區（以上三區統稱為主假山）歷史久遠，迄今已有600多年。西部假山（土山）、真趣亭旁假山片、黃石假山片（小赤壁），系公元1918年最后一位園主貝仁元擴建時所為。兩個不同時期的假山，價值各有特色。主假山歷史悠久且蘊含禪意，是中國早期洞壑式假山群的唯一遺存。歷史悠久：始建年代一說：獅子林始建于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天如禪師維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林有竹萬個，竹下多怪石，有狀如狻猊，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于普應國師中峰本公，中峰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又以識其授受之源也”。（《獅子林紀勝集》歐陽玄“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另一說：據元代著名畫家朱德潤所作“獅子林圖序”記載，元代泰定（公元1324－1328）中，朱德潤（1294－1365）自京城回蘇州，在獅子林與維則會吾。“因觀其林木蔽翳，蒼石巉立，所謂師子峯者突然于其中”……。

獅子林始建年代兩種說法有出入，但并不矛盾，師子林如此眾多的假山，不可能一蹴而就。史料記載“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獅子林紀勝集》歐陽玄“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又傳北宋徽宗在京城汴梁造大假山，派官員來江南選取太湖石，史稱“花石綱”，湖石尚未運完，北宋滅亡。部分未北運的湖石，被擱置在一荒園里（顧頡剛《蘇州的歷史和文化》）。公元1342年，至正二年獅子林正式作為“寺院”應該是歷史的定論，而園中假山堆疊的時間更早于“寺院開院”。蘊含禪意:獅子林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山水園，其假山群深含禪意，體現了獅子林創始人的宗教思想。元代著名畫家朱德潤《師子林圖序》記載朱德潤與維則的一段對話，表達了維則建園的思想。“因觀其林木蔽翳，蒼石巉立，所謂師子峰者，突然乎其中，乃諗諸師曰：昔達摩傳言，‘法中龍象’《智度論》解曰，水中龍力大，陸行象力大。茲林曰師子，豈非以其威猛，可以攝伏群邪者乎？”師曰：“非也。石形偶似，非假攝伏而為。若以威相，則文殊固有精進勇猛之喻矣。”仆又曰：“昔人言作師子吼，得非以其聲容可以破諸障乎？”師曰：“非也。以聲容則無此聲容也。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仆曰：“不言而喻，余知之矣。不言而喻，其惟師乎？噫，世道紛囂，不以形色，則不能攝諸敬信，而吾師以師子名其林者，姑以遇世紛而自得于不言者乎？矧師之真實，可以破諸妄，平淡可以消諸欲。若以靜默不二，則雖有形有聲，猶不能悸，況乎無聲無形，而托諸狻猊，以警群動者乎？雖然，觀于林者，雖師石異質，一念在師，石皆師也；一念在石，師亦石也。然不若師者師石兩忘者乎？”師曰唯唯。維則借形似獅子的假山石峰，表達了面對“世道紛囂”其禪意可以“破諸妄，平淡可以消諸欲”；以“無聲無形”托諸“狻猊”以警世人。這就是維則建造獅子林的真實意圖。洞壑式假山群歷經蒼桑，遺存至今。洞壑式假山群的史料自建園起，元、明、清代均有記載。元代維則“師子林即景十四首”稱“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萬山中”。元代張翥（號仲舉）“詩題師子林簡天如和尚”寫道：“老禪叢林伯，休居得名園，幽藏巖壑勝，……怪石洞庭來……劣巖熊豹墫，中有青狻猊”。元代宇文公諒（號子貞）贊師子林“峯巒無限好”。明代道衍（字斯道，1335－1418年）俗名姚廣孝。在“師子林三十韻”中描寫師子林“上士棲禪地，精藍故有名，勝愈林屋洞，奇冠闔閭城，岌岌諸峯秀，青青萬竹榮”。青州趙執信（1662－1744）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在“師子林贈主人張籲三”（即張士俊，清代康熙至乾隆初獅子林主人）文中寫道“高亭擅一丘，怪石擁四面，…漸歷有登踐，區分澗壑成，經紆尺咫變，深洞轉地中，飛梁出簷畔…”。清代曹凱“師林八景――八洞”“崗巒互經亙，中有八洞天，嵌空勢參錯，洞洞相回旋，游人迷出入，渾疑武陵仙”。清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蘇州徐立方重刊《師子林紀勝集》，僧人祖觀撰文作序“古來豪門富族輦金造園，非不名噪一時，不數傳而鞠為茂草，師子林片石五百年，獨存天壤者”。此文與師子林建造時相隔515年。1918年，貝仁元購得師子林，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在其《重修獅子林記》中稱“園以山石著，故為吳中名勝之一。自有元至正以迄于今，中更兩代，垂四百余祀，而諸峰如舊，丘壑依然，魯殿靈光，若有呵護，師林之名所以不致湮沒者，惟而已”。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著名園林學家董寯先生在考察了當時江南園林的狀況，寫就了《江南園林志》。書中寫道：“六朝疊石之藝，漸趨精巧。北魏張倫，造景陽山。《洛陽伽藍記》，‘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復岺，嵚崟相屬，深谿洞壑，邐委連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景陽宛然今日吳中獅子林也”。“元末僧維則疊石吳中，盤環曲折，登降不遑，丘壑蜿轉，迷似廻文，迄今為大規模假山之僅存者，即獅子林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貝氏家屬將獅子林捐獻給國家，假山部分略經修繕。至今只是常年維修。民國所建西部假山的藝術傳承及創新。西部假山僅是民國時期為擴大獅子林面積而建造，從造園藝術角度看整體布局與原有獅子林假山相互呼應；建于山上的雙香仙館、問梅閣、聽濤亭與蘇州明清時期的園林風格一脈相承；西部走廊貫通南北，使花園、祠堂、住宅緊密相連，再現了清乾隆中期的貫用造園手法。西部假山石包土堆疊成山，俗稱土山，是民國時期最后一位園主貝仁元擴建時，疏浚水池挖泥沿墻堆成。面積約為1104平米。“土山分高低三層，山腳與山道兩側綴以太湖石，可防止雨水沖刷。遠望時使人感覺其風格與大假山…島山遙遙相應。西山的地勢北高南低，北端有一個山洞，可由洞內上山或下山，中部有人造瀑布。南部石少土多，坡上植樹栽竹，在此頗有‘平岡小坡，陵阜陂阤，綴之以石，似處大山之麓，截溪斷谷，私此數石為吾有也’之感。”（見《獅子林》張橙華著）西部假山在布局、設計、堆疊及建于假山上的建筑物在風格上繼承了蘇州園林傳統的風格，特別是明清時期的蘇州園林風格。但是，民國時期的造園者也有創新。問梅閣旁的人工瀑布建造時，在瀑布頂端高墻背后用鋼筋混凝土建造了一個高約1.5米，長約2米，寬約1米的水箱，用人工將水箱水加滿，打開水箱下端的塞子，水順流而下形成瀑布。此種人工瀑布的建造藝術，在蘇州古典園林建造史上未曾見過。人工瀑布的假山堆疊在近代假山作品中堪稱一流。假山用石色澤一致，紋理走向自然天成，勾、掛、嵌堆疊手法細膩。從山澗頂端至湖面落差約9.1米，山澗平均寬度僅3米。山澗中形成五個梯級，當人工泉水從天而降時，湍急的水流，潺潺的水聲，危巖似的澗山，兩旁搖弋的綠樹，自然界的五疊泉在這里栩栩如生。西部假山藝術價值在此處得到升華。獅子林古代遺存的洞壑式假山群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中國僅存，世界絕無僅有。我們都有這樣的共識嗎？

獅子林對皇家園林的影響

在獅子林的滄桑變遷中，有一位皇帝對獅子林倍加贊賞。曾五次游覽獅子林，并留下大量題字和“御制詩”。他就是清高宗弘歷，即乾隆皇帝。乾隆二十二年春(1757)，弘歷二巡江南到蘇州，他取來倪云的獅子林圖展卷對照著觀賞獅子林。賜匾“鏡智圓照”于獅林寺，雙題五言詩《游獅子林》，此詩后被刻成御詩碑并新添一景名為“御碑亭”。1762年，乾隆二游獅子林，因愛其景，為獅林寺題額“畫禪寺”，在他臨摹的倪云林《獅子林全景圖》和倪氏原作上分別題字。將臨摹之作“命永藏吳中”。1765年，獅子林已歸黃祖興所有。乾隆游獅子林后（時稱涉園），題下“真趣”匾額，又作“游獅子林即景雜詠”七絕三首、七律一首。回京后在頤和園和承德避暑山莊各信建一座獅子林。1780年，游獅子林后作《獅子林再疊舊作韻》。1784年，乾隆再次南巡，見到了徐賁畫的《獅子林十二景點圖》，十分感慨。游獅子林后，在《游獅子林三疊舊作韻》中寫到：“真山古樹有如此，勝曰芳春可弗尋。”這位75歲的老人自覺年事已高。只能“他日夢寐游”了。乾隆五次游覽獅子林，題寫三塊匾額，留詩十首、臨摹倪云林《獅子林全景圖》三幅。在皇家園林掀起了摹擬江南山水，效法江南園林的高潮。1771年，乾隆在頤和園長春園東北角仿建獅子林，由蘇州織造署奉旨將獅子林實景按五分一尺燙樣制圖送京御覽，建成后名景點匾額均由蘇州織造制作，送京懸掛。1774年，承德避暑山莊建成，東部是以假山為主的獅子林，西部是以水池為主的文園，合稱“文園獅子林”，乾隆對此園非常喜歡，稱之“欲傲金閶未有此”。皇家園林廣泛采用了江南園林中廊、橋、漏窗與蘇式彩畫，引入堆疊假山的各種流派，大大豐富了北方園林的內容，是我園園林藝術史的重要一章。黃熙在中狀元后，重修府第，并以乾隆御筆的“真趣”匾額新增“真趣亭”一景，在淡雅的蘇州園林中抹上了如此富麗堂皇的一筆，也是皇家園林對蘇州私家園林影響力的一個典范。

近代建筑與古典園林結合的產物

獅子林自元代以來，幾經荒廢，幾經興旺。歷次的重修都打上了深深的歷史烙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文化、經濟特征。頗具爭議的是最后一代園主貝潤生對獅子林的重建。清咸豐年間，獅子林年久失修，疊石亭臺坍塌；由貝潤生購下重修。植花木、浚水池，增建燕譽堂、小方廳、九獅峰、牛吃蟹等景點。園周環以長廊，上置“聽雨樓藏帖”、“乾隆御碑”、“文天祥詩碑”等碑刻71塊。建湖心亭、九曲橋、石舫、荷花廳、見山樓、人工瀑布等景點，峰石依舊。又購園東住宅，建族校、家祠，在修建過程中采用了部分現代的建筑材料，如水泥、鋼筋、彩色玻璃等，修建了部分西洋風格的建筑，留下了造園上的敗筆和有爭議之處。但也很好地保護了原存的建筑和假山，搜集了大量文物，使一代名園得現光輝。

貝氏義莊和貝家祠堂

義莊和祠堂是新中國成立前或者確切說是土地改革前存在的反映封建宗族社會關系的產物。義莊是以同宗、同族為范疇的慈善團體機構，用貝氏義莊章程的話說“本義莊為財團法人”，“性質為慈善，目的是救助本族”，“量力辦理族內救濟貧困，贍養孤寡老弱，獎勵貧寒子弟之教育，及其他救助事業”。祠堂是供奉同宗高祖、先人的祭祀場所。義莊管事機構往往和祠堂設在一起，由義莊派專人管理并承擔祠堂所需費用。祠堂按傳統習俗五世可分支另建，蘇州貝氏家族歷史上就曾有兩處義莊，兩個祠堂。

留馀義莊

浙江蘭溪貝氏（蘭堂公）從明代中葉始遷蘇州后，繁衍生息，代代相傳，從第四世貝啓祚傳至當今主要有兩支宗系：一為蘅山公系，一為潛谷公系，約第十七或十八世。從家族分支，人數來看，潛谷公一支要多于蘅山公支。潛谷公第十二世貝晉恩為完成其祖父貝墉，父親貝省三的夙愿，與其宗族兄弟貝遵義之妻王氏（及子衍宗）在蘇州創辦了留馀義莊。從清光緒三年（1877）十二月初四貝晉恩在其“建立義莊稟元和縣學泰”及江蘇巡撫吳元炳轉奏中可以看出，貝氏“為承志合謀捐田贍族”，義莊田產“坐落長洲元和兩縣不等，田五百畝六分九厘，歲收租籽五百一十一石三斗三升，除完賦祭掃等用外，其余永為贍給貧族之用，并置房產一所計九十四椽，坐落元和縣正一上圖桐芳巷”。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初九“奉旨依議欽此”準予建立留馀義莊。這是蘇州所建的貝氏家族第一所義莊。

留馀義莊在苦心經營了幾十年后，社會矛盾，時局動蕩，難以維持。貝晉恩之子貝理泰（十三世）在民國25年（1936）“族賢捐留馀義莊惠族記”中寫道“自古施惠者不望報，而受惠者不忘德，此民俗所以敦厚也，”現在則“施者有吝色，而受者無愧容，施受之道窮，而疏財仗義之風幾不數遘（意為遇）”。“近年佃戶借鬧荒問題，多方留難，始而疲玩，繼而頑抗”，“業主每歲之收入因而大減，義田所持以歸贍族之需者，長此以往幾有無法維持之勢”。

留馀義莊從創建到幾十年的經營，主要是以貝氏潛谷公一支宗脈主持。但是，義莊惠及了同宗其它支的貝氏族人。就在留馀義莊陷入困境之時，貝仁元（字潤生）蘅山公支，第十三世，于民國7年（1918），民國25年（1936）兩次出手相援，捐銀一萬二千元。民國7年捐銀時，按“義莊周族規條之規定”，貝家祠堂（虎丘桐橋附近）將貝仁元之父（梅村公）牌位收祠供奉。

承訓義莊

貝氏家族第二所義莊即蘅山公支第十三世貝仁元獨立創辦的承訓義莊。民國23年（1934）7月貝仁元在其“承訓義莊記”中表明了其創辦義莊的心愿、目的。一是他以范仲淹及貝氏先人為榜樣，“吾蘇之有義莊自范文正公始，公以祿賜所入，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以養濟群族之人”，“吾貝氏亦有留馀義莊之設，敦宗睦族至今勿替”。二是他要為其祖父貝錫蕃、父親貝嘉楙、叔父貝嘉猷（貝仁元系兩房合一子，即兼祧）還愿，“有志未遂，非一日，今幸商場息影有贏余”完成“未成之志”。三是他認為“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孫。”貝仁元的善舉之心由來已久，并非僅是口頭說說而已，也并非僅僅援助本族貧困之人。

貝13歲母親去世，靠族人救濟。16歲到上海瑞康顏料行學徒，“出門時簡單行裝亦由留馀義莊資助。”因其為人忠厚，勤奮敬業，28歲就擔任了瑞康顏料行經理。他頗具商業頭腦，當時上海流行靛青色，而中國傳統用植物提取原料后印染紡織物容易退色。德國拜耳公司發明了化學替代品，正要打入中國市場，他獲悉后經過努力得到了該公司產品在中國的經銷權，并將此產品命名為“陰丹士林”，在全國設立銷售網絡，大獲成功。貝仁元贏得了顏料大王的稱號。此種顏料印染的長衫成為紳士和成功人士的時尚和代表，上海灘因此而流行的“來衫”（稱贊的意思），據說也是這樣來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顏料無法進入中國。戰前貝大量囤積的顏料因價格高漲，贏得了豐厚的利潤（另一種說法是戰前與德國拜耳公司簽訂了大量合同，因戰爭拜耳公司無法履行合同，事后貝或得了高額賠償）。1911年，貝擔任了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副會長；1912年為上海總商會協理，1915年選為全國商業聯合會副會長。他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的同時，曾出資銀元10萬支持辛亥革命；捐資5500銀元給湖南賑災；與他人一起倡導下，上海商界成立了“普益工藝傳習所”收容貧民子女和孤兒進行培養。黃炎培在貝的支持下，創辦了著名的中華職業學校，貝出資1萬元。

貝仁元不忘家鄉的撫育之恩，1916年捐資12500元創建了蘇州第一家公立幼稚園——吳縣城東幼稚園（在中由吉巷）；1929年出資修建了蘇州火車站南側的橋梁和附近的道路（新筑馬路要經過貝所有的土地，貝同意征用），改善了火車站與古城區的交通，并把大橋命名為“梅村橋”（即平門橋）以紀念自己的父親。他的這些善舉證明了，獨自創辦貝氏承訓義莊是其樂善好施，濟貧幫困，熱衷公益一生的意愿。

承訓義莊民國22年（1933）創辦，經過吳縣政府、省民政廳、民國內務部層層報批，于民國24年（1935）12月吳縣縣政府第四八四號通知準予設立。從義莊登記事項清冊看，義莊“設辦事處于蘇州城內獅子林旁”，財產總額現金6萬元，田1361畝08厘6毫，房屋4進33間，總計134443元4角4分。董事貝仁元、貝義奎（貝仁元之子）、貝理泰（潛谷公支十三世）。承訓義莊建立之前，蘇州獅子林已被貝仁元購得，義莊建立后，在義莊經理條規中又明確“獅林花園歸承訓義莊管理，故另外提出5萬元生息收入作為園內修理開支等項”，“另選司事及工人數名辦理園務”。這也說明獅子林雖為貝仁元（獅子林圍墻外南北兩石碑）所購，并不是用于其個人享受，而是族人共享之。當時舊名園改造，蘇州社會人士議論“潤生（即貝仁元）非定居、非建宅，僅建祠修園耗巨資實少見”。貝聿銘老先生在重游獅子林時也曾說過，“兒時經常來游玩”。

承訓義莊與留馀義莊同存于世，各有分工，如“族譜嗣后歸二莊修補，其款亦歸二莊分派”。但是由于貝仁元財力雄厚，而潛谷公支人口眾多，故同宗另支的族人亦受到了貝仁元的很多幫助。另據貝家姻親陸企霄老先生回憶，蘇州解放前夕，貝氏后人將義莊田產全部分給佃戶自種。

程氏節孝祠（山塘桐橋之西貝家祠堂）

貝氏始遷祖蘭堂公第四代貝啓祚，明代禮部儒士，配程孺人，其曾孫（潛谷公之子）貝沼溥于乾隆二年（1737）向朝廷申報其曾祖母守節撫孤三十四年，及替父吸疽孝父事。乾隆三年（1738）批準予以旌表節孝，并撥款，于“乾隆十年（1745）建程氏節孝坊。次年貝家在坊后建祠三楹，祠后屋三楹有樓，樓旁花圃有二亭，亭之后有屋三楹。祠之前旁屋二間為守祠食息之所，祠外兩旁皆有余屋租出取息以供祭祀。”據記載當時祠中僅供奉貝沼溥的曾祖母、祖母、母親的牌位。咸豐十年（1860）祠毀于兵災。同治初重建家祠。從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程氏節孝坊系官方所建，而家祠則貝氏家族自建，且以潛谷公支為主。

貝家祠堂（獅子林旁）

據陸企霄老先生回憶，貝仁元建獅子林貝家祠堂有一個傳說。“要建祠歸宗，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要建義莊，二是要建族校，方能分支建祠。貝答應了條件，因此購獅子林（目的建祠堂用），并在旁建祠堂、義莊、族校（即現獅子林管理處辦公樓，民國式建筑）。”事實上，按《吳中貝氏家譜》中記載的條規來看，捐款祭祀達到一定數額，方能收族歸宗。說白了就是氏族后代你如果沒有經濟實力，你想歸祖敬宗，分支建祠都是不可能的。這并不是一個宗姓家屬如此，而是當時封建宗族社會的共性反映。
1918年貝仁生購得獅子林后即著手在花園旁建祠堂。祠堂以姻親天官坊陸家新建祠堂圖樣為準。照墻，門廳，第一進主廳為供奉男性祖先牌位，第二進房屋及附樓供祖先程孺人及其她女性牌位，第三進為附房。1934年——1935年間貝仁元一支（即蘅山公支延續）新建祠堂開祭，蘇州貝氏各支均參祭。1937年又開祠，此次僅貝仁元一支參祭。（見收藏于現市民俗博物館的貝氏祠堂匾照）

1953年，貝氏孫子貝煥章及其它貝氏后人，將獅子林、祠堂、義莊房產、族校，悉數上交給政府。1954年2月，經稍加整修后，獅子林與祠堂一部分向公眾開放。現第一進改為大廳，后兩進現為民俗博物館。

研究回顧一個家族的歷史，并不是崇尚復古，崇尚封建禮教。作為家庭、家族是構成社會的細胞，研究家族、宗族是研究人類自身發展必須的工作。由于過去我們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長期沒有重視，以至于我們很多人對一些過去的稱謂都搞不懂，什么嗣子、嗣孫、兼祧；很多人對自己家族的歷史都不了解，問問周邊的人大多不能將自己上至四代、五代祖先姓名報出來（來自農村的要少許好一些）。筆者曾在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下看到一個展覽館，它展示的是一幅美國地圖，上面標記著最早踏上美國國土的家族的姓名和之后的變遷。展覽館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每年有很多來自美國各地的中小學生前來尋根問祖。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家族歷史就是其中最基礎的組成部分，我們更應深入研究、努力挖掘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遺存。今天我們倡導建設社會主義的和詣社會，諸如尊老愛幼，樂善好施，濟貧幫困，熱心公益，家庭和眭等等，在我們的歷史、傳統中都可以找到。從傳統中取其精華，發揚我們民族的優良傳承。欣慰的是現在這一歷史研究已經引起重視，上海圖書館早在上世紀末就四處收集各類家譜、族譜并設立專館供讀者查閱。《吳中貝氏家譜》作為樣本就陳列于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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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惠濟寺

惠濟寺遺址公園位于南京市浦口區湯泉鎮北約400米處，周圍山環水復，風光旖旎，頗有幽深隧遠的文化意境。惠濟寺，舊為湯泉禪院。南朝劉宋時，武帝劉裕萬乘來游；蕭梁時，昭明太子蕭統亦在此讀書，附近原有一昭明太子濯足沐洗過的溫泉，后人稱“太子湯”。北宋初年，湯泉禪院易名為惠濟院。熙寧年間，漳南道人昭慶來此隱居，不久其友孫莘老、秦少游、釋參寥三人結伴來訪，秦少游為此寫出了傳頌千古的《游湯泉記》。

北宋元年祐初，高僧忠境將惠濟院改建為惠濟寺。明代洪武年間，太祖朱元璋駕幸湯泉鎮，因避諱“湯”字，遂將湯泉鎮改稱香泉鎮，惠濟寺也因此一度易名為香泉寺。清代道光年間，邑人毛麟、蘇兆奎兩人又在惠濟寺內創辦了一座“英花書院”從此伴隨惠濟寺陣陣鐘馨聲的,除了善男信女無聲的禱告外，又多了一片抑揚頓挫的子曰詩云。寺院與書院如此緊密結合，在全國是不多見的，咸豐年間，這座千年古剎毀于太平天國時期的戰火中。

惠濟寺遺址現在為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建成對游人開放的遺址公園。公園內供人觀賞的主要文物有礎石、碑刻和古木。礎石有兩類、一類是覆盆上雕有纏枝牡丹、葡萄、蓮花等紋飾，流露出富貴、興旺、祥和的寓意，從柱礎形制及雕花枝法分析，應是南唐湯泉禪院或宋初惠濟院的遺物，且為后來的惠濟寺沿用；另一類是覆盆式素面柱礎，時代略晚，有可能是惠濟寺元祐三年（1088年）所建轉輪藏殿的遺物。

惠濟寺舊存碑刻極多，其中年代最早、且負盛名是南唐所立《湯泉禪院之碑》，該碑為青石質地，下承龜趺，碑首半圓，上有蟠龍浮雕，碑額篆題“湯泉禪院之碑”六字，筆力雄壯遒勁，是為名家手跡。碑文系南唐文苑名流、官至光政殿學士承旨的韓熙載所撰。此碑在“文革”期間被炸成數段，現文物部門已收集到其中5塊，盡管碑文漫漶，只剩10余字堪可辨識，但作為稀見的南唐時代的碑刻文字，畢竟是彌足珍貴的，此外，記載建惠濟寺轉輪藏殿并供奉銀函葬佛舍利事跡的北宋元祐三年刻石及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重建觀音寶殿、清康熙二年（1663年）修大雄寶殿的題名刻石，更是后人探知惠濟寺千年興衰的實物見證。
 
除文物遺址外，最令人矚目的還屬寺內三棵堪稱稀世之珍的古銀杏樹，它們迄皆有1400多年的樹齡，是南京地區現存最早的古銀杏樹，相傳均為南朝蕭梁時期昭明太子蕭統在此讀書時手植。 三棵銀杏樹中的長者名為“千年垂乳”，樹高20.2米，樹徑7.45米，須七個成年人方可合抱，樹枝上共有七支下垂的乳癭，最大的乳癭長2.18米，乳癭根部直徑為30厘米，周長約90厘米，這七支乳癭宛如一位飽經滄桑的母親身上的巨大懸垂在裸露而蒼老的軀干上，使人產生無限的景仰和神秘感，“千年垂乳”之名，也即是由此而來。
 
仲者名叫“撐天覆地”，樹高24.7米，樹徑7.4米，因樹干高撐天空，遮天蔽地而得名，每逢夏天，濃密的樹蔭覆蓋地面半畝有余，可供千人納涼，此樹在“文革”期間曾遭無端砍伐，現在的規模已經大不如前了。
 叔者喚作“雷擊復蘇”，樹高23.9米，樹徑4.7米，此樹與前兩棵樹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樹干挺直高聳，宛若一柱擎天，顯得傲岸而突兀，清咸豐年間，一場驚雷擊毀了此樹的半邊軀干，數年后竟然又奇跡般地慢慢復蘇。現樹干中空，如果緊貼當年被雷劈過的部位向上觀望，還可窺到“一線天”的景象，令人嘖嘖稱奇。
 已故著名書法家，當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對故鄉的這三棵千年古銀杏樹憐愛有加，曾作500余字的長詩《古銀杏行》為之贊頌，并刻碑立于寺內。
 
惠濟寺內的這三棵銀杏樹歷千年風雨依舊生機盎然，應與湯泉鎮地下富含硫磺碳酸氣的溫泉不無關系。湯泉鎮素以“溫泉之鄉”聞名，鎮上的溫泉泉眼多達七、八處，除早年廢棄的太子湯外，尚有五柳泉、川塘、珍珠泉、湯湖堰、菱角坑等，其泉水不僅可以療癬，還被當地居民用于灌溉禾苗等農作物。惠濟寺之在湯泉，可謂得天獨厚，可游可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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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觀

蘇州玄妙觀坐落在古城中心繁華的鬧市區，南臨觀前街，面對宮巷，向以歷史悠久、建筑宏偉、文物古跡眾多而蜚聲天下。它既是江南著名古觀和蘇州的一大名勝，也是全國重要的道教宮觀之一。玄妙觀的主殿三清殿早在 1982 年就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歷史沿革
玄妙觀創建于西晉咸寧二年（ 276 ），初名真慶道院。東晉太寧二年（ 324 ），敕改上真道院。唐開元二年（ 714 ），更名開元宮，賜內帑重修。大順元年（ 890 ）遭受兵火，僅存山門，正殿，北宋至道年間（ 995 —— 997 ），改為玉清道院。大中祥符二年（ 1009 ），詔改天慶觀額，賜帑建東西南北四廡，新修東西墻垣，由專業畫師畫成“三天天宮勝景”巨幅壁畫。宣和七年（ 1125 ），宋徽宗趙佶敕賜香火田五十頃。南宋建炎四年（ 1130 ），毀于兵火。紹興十六年（ 1146 ）至淳熙六年（ 1179 ），蘇州地方官王喚、陳峴、趙伯 肅先后主持修復重建。

元成宗元貞元年（ 1295 ），始稱玄妙觀。至正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玄妙觀又一次受到戰亂的破壞，幸未全毀。明洪武年間（ 1368 —— 1398 ）朱元璋整頓宗教，賜封蘇州玄妙觀為正一叢林，設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道紀司于觀內。千年古觀不僅是蘇州道教的主要活動中心，而且也成為地方政府司儀、祝厘的場所，充分顯示了玄妙觀在蘇州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明宣德年間（ 1426 —— 1435 ），道士張宗繼倡建彌羅寶閣。明正統三年（ 1438 ），巡撫周忱、知府況鐘首捐俸資，于正統五年建成彌羅寶閣，為玄妙觀增添了一座氣勢宏偉、絢麗多姿的副殿。可惜在明歷三十年（ 1602 ），寶閣已毀。

清代，為避康熙皇帝名諱，改玄妙觀為圓妙觀，又名元妙觀，直到民國后，才恢復玄妙觀的舊稱。康熙十四年（ 1675 ），布政司慕天顏首倡重建彌羅寶閣，咸豐十年（ 1860 ）毀于戰火。同光年間，紅頂商人胡雪巖獨立捐資重建寶閣。

辛亥革命勝利后，吳縣議事會在玄妙觀方丈寶成立。民國元年，道紀司被廢，吳縣道教公會隨之產生。當年 8 月 28 日傍晚，寶閣突然起火，全部燒毀。 1933 年，蘇州各界在其舊址上建起了一座中山堂。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玄妙觀進行了多次整修，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為了提升城市的整體形象，也為了更好地發揮玄妙觀、觀前地區在蘇州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獨特作用，蘇州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科學決策，自 1999 年開始，花了五年多時間，分三個階段，對觀前地區實施了整治更新工程。一期工程的重點是全面維修和保護玄妙觀的古建筑，其中包括對已毀的重要殿堂進行恢復性重建，對觀內外整體環境進行徹底的清理整治，并增設相應的市政、安全設施。經過九個月的精心施工，千年道觀得到了有效的修繕和保護，地處鬧市的閬苑瓊府景色更加迷人，不但得到廣大市民的喜愛，也吸引了遠道而來的朝拜者和旅游者。

地址：江蘇省蘇州市觀前街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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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觀景區旅游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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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

江村建村近1400年。據江氏宗譜記載，夏禹國相伯益子玄仲，被禹的兒子啟封于江國，是為江氏始祖。江玄仲第八十六世孫文學家江淹是南北朝梁時考城人，任宣城太守。江淹五世孫江韶性愛山水,是位著名的風水學家，他遍游黃山、白岳，發現旌德金螯山渾然淳厚，有蓬勃不可遏之勢，是塊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于是舉家遷徙卜居旌西金螯山建村族居，始稱江村。

江村，枕山環水，阡陌縱橫，山川靈秀，前有山峰聳然侍立，后有幽谷深藏，金螯雄居其中，獅山、象山臥居江村村口左右。村中龍溪、鳳溪環繞，匯鎖村口聚秀湖。村口聚秀湖周旁古廟寶塔，詩碑堤欄，垂柳秀荷，相映成畫。有詩云：“日照古廟生紫煙，湖中聚秀獅山影。龍恩浩蕩今猶在，夜空荷香江村情”。徽商及仕官的積年造化，使江村一度享有“小杭州”美名。江村人曾用詩贊美村口的水口文化及蘊含的詩情畫意：“金螯古跡八朝留，村容美景似杭州。三潭印月儕聚秀，文昌寶塔若雷峰。”

據史查，清咸豐年間（1855年-1860年），江村連年遭受嚴重的旱澇蟲災，加之太平天國殘兵劫掠，江村“十室九空，遺子之民至于相食，所存者不及嘉道盛時百分之一。”村民背景離鄉，流落四方，難民大多從蕪湖順江而下，及至南京、揚州落戶。江澤民主席的尊祖，就是這個時候遷居揚州的。村中曾有宗祠9座，牌坊18座，書舍9所，藏書萬冊，以及育子弟8000余人的抗戰時期六縣聯中。明清時期，江村造就了進士18人（其中授翰林院編修4人），文舉人42人，武舉6人，另有明經40人，辟舉4人。民國初十年出學士、博士18人。這在中國古村落中實屬罕見，同時，也為徽州許多古村落望塵莫及。

厚積的歷史文化蘊育了江村英才。“豪杰梓刻家譜中”，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唐侍御史江全銘，明順天府推官江中文，明湖廣分巡江廷寄，明護理南河總督清河道江瀚，二品頂戴翰林院編修江樹昀，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品戴江麟瑞，清代醫學家“人逗接種法”發明者江西舜，清翰林編修、書法家江志伊，民國為國捐軀的海軍將領江澤澍，《語絲》發起人、民俗學家江紹原，民國北京市特別市長、代總理江朝宗，民國安徽省長江亢虎，還有文化教育巨子胡適夫人江冬秀，革命烈士江上青（江澤民主席之父），數學泰斗著名數學家江澤涵都出自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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